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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

1.?前言

提到司徒雷登對于每一個稍微讀一點書的中國人都不陌生，毛澤東主席的一篇《別了，司徒雷登》將這位前美國駐華大使推入人們的視線。在歷史中，他是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他起初到中國是以傳教士的身份，后來辛亥革命爆發(fā)后，他是在現(xiàn)場聽到孫中山先生發(fā)表愿將臨時大總統(tǒng)讓給袁世凱的唯一的外國記者。他與中國當時很多的社會名流達官顯貴關(guān)系甚篤，包括張學良、徐世昌、段祺瑞、宋子文、孔祥熙、李宗仁、白崇禧等重要人物，他既是蔣介石的座上賓，又與中共方面來往密切?？箲?zhàn)期間，他站在正義的立場支持中國民眾反對日本的惡劣的侵略行徑，在日偽占領(lǐng)燕大期間，他又成功組織學生逃離北京奔赴大后方和抗日根據(jù)地，因為給學生提供庇護，所以他被日本憲兵隊逮捕關(guān)進監(jiān)獄達三年零八個月之久。而本文只是以司徒雷登作為燕京大學的主要創(chuàng)辦人以及后來的燕大精神作為切入點，來重新認識這位偉大的司徒雷登先生，他從1919年就任燕大校長之后，短短的十年時間，他就把一個在各方面都十分匱乏的燕大校園建成與當時北大、清華齊名的一流大學，為中國培養(yǎng)大批優(yōu)秀人才。新中國成立之后，燕大教授和畢業(yè)生中有56人先后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和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剛?cè)ナ啦痪玫闹鐣W家、社會活動家雷潔瓊也是燕大的校友。

2.?司徒雷登其人

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華生活、工作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在這半個世紀中正是中國歷史發(fā)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時期，孫中山領(lǐng)導下的辛亥革命推翻統(tǒng)治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封建帝制，之后民國初建，百廢待興，但是各種勢力也是犬牙交錯，關(guān)系相當復雜。其中包括袁世凱復辟、二次革命、軍閥混戰(zhàn)、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發(fā)生，但是這些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說都與司徒雷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他的身上也因此具有多重身份，他做過傳教士、美聯(lián)社特邀記者、神學教授、大學校長、駐華大使。接下來我們首先來了解他的出身背景與成長環(huán)境。

2.1司徒雷登的出生與成長歷程

北京大學副校長郝平教授認為，透過了解大量的史料的內(nèi)容，證明司徒雷登不論以哪一種的身份出現(xiàn)都與他的身世有著非常重要的關(guān)系。司徒家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2世紀蘇格蘭的革命時期，他的祖先是蘇格蘭征服者威廉姆（William）的追隨者，后來因為家族的顯赫戰(zhàn)功被賜予蘇格蘭貴族的世襲地位。但是后來因為在詹姆士一世統(tǒng)治期間遭受宗教逼迫，約在17世紀的時候他們不得不逃離遷往美洲大陸。在司徒的家族歷史上，因為受到宗教逼迫的原因，所以在北美獨立戰(zhàn)爭中他們扮演著非常積極的作用，同時他們熱衷于傳教和開辦學校，在司徒雷登創(chuàng)辦燕大之前，他的家族就已先后創(chuàng)辦五所學校，出了五位大學、學院的校長。包括他的父親和母親都曾在中國傳教期間創(chuàng)辦了一所男子學校和一所女子學校，分別擔任校長的職務(wù)。司徒家族本身就是貴族的血統(tǒng)，他們又熱衷于社會慈善和教育事業(yè)，可以說司徒雷登也是受到教育世家的影響，使他后來在中國積極投身于教育事業(yè)并取得輝煌的成就。

自19世紀來華的第一位傳教士馬禮遜之后，陸續(xù)西方各國都有傳教士到達中國，但是當時的滿清政府嚴格限制傳教活動，同時又由于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所以在最初的時候并沒有什么影響力。但是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清朝政府被迫和西方列強簽訂一系列不平等的條約，其中包括《中英南京條約》、《望廈條約》、《天津條約》等，這些條約不僅要求清政府賠款割地，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允許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合法化，允許他們在中國自由傳教、建立教堂、學校、醫(yī)院等。

在這種傳教運動的感召下，同時由于執(zhí)著于宣教事業(yè)及教育事業(yè)的家族傳統(tǒng)，于1868年司徒雷登的父親約翰·林頓·司徒（John?Linton?Stuart）跨過太平洋，從美國來到中國的美麗城市杭州，從此直到1949年新中國解放，司徒家族與這80年的歷史交織在一起。幾年之后也就是1873年，約翰·林頓·司徒因病回國休養(yǎng)期間經(jīng)人介紹認識了后來成為他妻子的瑪麗·霍頓，并與1874年成婚，婚后不久蜜月剛過完她們就因為相同的旨趣與理想再次來到杭州。他們與其他美國來的傳教士一起住在杭州城北武林門內(nèi)美國南長老會出資建造的房子內(nèi)，也就是剛翻建一新的杭州天水堂附近的耶穌巷弄里。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降生這座依山傍水、湖光山色渾然一體的美麗城市，在司徒雷登的印象中，他非常喜歡杭州這座城市，在他下面還有三個弟弟，雖然當時絕大多數(shù)的中國人仍然無法接納這些看似另類的外來人群，而司徒雷登卻在主日學中結(jié)識了幾個非常要好的玩伴，而且常常在春秋兩季經(jīng)?？梢噪S同父母出去郊游，這是司徒兄弟們最快樂的時光。所以直到晚年司徒雷登依然能夠清晰地記起童年的出游的情景：

“我記得，我們當時經(jīng)常進行郊游，在杭州秀麗的湖光山色中徜徉。春天，漫山遍野盛開著杜鵑花。我們舉行野餐，采摘草莓。夏天，我們到山里蔭涼的古廟里避暑。當時，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說，那是極富誘惑力的探險?！?/span>

雖然司徒雷登自小在基督化的家庭中成長，而且父母都是傳道人，但是他卻認為傳教士的生活是令人無法忍受的，一方面是由于工作艱苦，另一方面就是不能得到別人的接納和認可。為了能夠使孩子受到正規(guī)、系統(tǒng)的教育，1887年11歲司徒雷登和9歲大的弟弟戴維隨父母回到美國讀書，這期間由于性格及環(huán)境各方面的原因，他很難適用美國的環(huán)境，經(jīng)過他不斷的調(diào)整后來才慢慢適用。1892年司徒雷登就讀于美國南方當時最好的私立大學弗吉尼亞大學的潘托普斯學院，雖然這里的學生人數(shù)不多，但是老師素質(zhì)極高，學生也都是經(jīng)過細致的選撥。當時的潘托普斯的院長由于其三位兄弟都在中國傳教，所以當他聽說司徒雷登父母也在中國傳教時，對他的到來表示歡迎，并在各方面經(jīng)常照顧他。又由于當?shù)氐臍夂?、自然風光非常舒適宜人從而激起司徒雷登學習的熱情，也就是在那里，他學習了拉丁語和希臘語，因為他的成績優(yōu)異，又極為上進，所以在那里只讀了一年就被老師推薦到漢普頓悉尼學院（Hampden?Sydney?College）就讀，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好的大學，該學院曾出了美國很多重要的政界明星。這所學院的特點就是把《圣經(jīng)》作為必修課，而且積極鼓勵學生出去宣教，甚至專門設(shè)立外國傳教班，目的就是從那里出來的畢業(yè)生要成為虔誠的基督徒。19世紀末期，伴隨著美國經(jīng)濟的騰飛，很多年輕人在紛雜的環(huán)境中迷失了自己，從而導致許多人轉(zhuǎn)而追求信仰上的幫助，同時在長老會牧師阿瑟·皮爾遜（Arthur?T.Pierson）的一本書《傳教的危機》的鼓勵下，很多年輕的大學生紛紛行動起來奔赴海外進行宣教活動。

剛開始的時候司徒雷登是不愿意重走父親的道路，所以他畢業(yè)之后到了一所大學當了一名希臘語和拉丁語的教師。后來在他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的影響下，他慢慢轉(zhuǎn)變了對傳教士的看法，并暗暗立志也要成為一名傳教士，1899年他辭去教師的工作，成為紐約協(xié)和神學院的一名神學生，在那里他慢慢明白父母的工作，理解了他們，同時也認識到為了信仰就應(yīng)該撇棄物質(zhì)的誘惑并且要做出犧牲和奉獻。經(jīng)過多次的禱告和反復的酌量，他決定回應(yīng)上帝的呼召，因為上帝已將傳教的使命賜給每一個基督徒，如果教會需要，他愿意全然擺上。1902年夏天，司徒雷登從神學院畢業(yè)，成為一名專職的傳道人，并且負責為美國南長老會派駐海外的傳教士籌款，通過兩年的實踐，司徒雷登積累許多關(guān)于開展宣傳、組織和管理各方面的經(jīng)驗。后來因為一些原因，司徒雷登無意中攪入一場宗教政治斗爭中，使他倍感傷心。所以在1904年他為了回應(yīng)上帝的呼召決定前往中國開展宣教工作，1904年圣誕節(jié)，司徒雷登與妻子艾琳·羅德·司徒（Aline?Rodd?Stuart）乘船到達上海。

2.2燕大創(chuàng)建前的司徒雷登

剛到中國的時候，中國正處于多事之秋，老百姓與洋人的矛盾也在不斷激化，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傳教活動開展的異常艱難。剛到中國的司徒雷登幾乎把以前學的一點漢語忘得一干二凈，所以他必須從頭學起，在學習和工作的過程中他結(jié)識很多朋友，慢慢也就是適用了傳教士的生活。兩年之后他就講了一口地道的杭州話，他甚至還能用一些地方方言與人交談，他負責杭州城北農(nóng)村的信徒傳教工作，并且開辦圣經(jīng)班培訓信徒，同時寫了一些文章在報刊上發(fā)表，記述了當時中國的現(xiàn)狀以及他的傳教思想，其中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傳教士與中國人民》。時間到了1907年，也是馬禮遜來華一百年，在華的各國傳教士召開一個“百年宣教大會”，在會上通過成立“教育總會”的議案，把在中國興辦中高等教育列為20世紀教會在華工作的重點，同時呼吁各個宗派聯(lián)合起來，創(chuàng)辦學校。主要領(lǐng)袖認為福音在華很難傳開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沒有自己的神職人員，因此要積極培養(yǎng)華人擔任重要的領(lǐng)袖，所以經(jīng)過多方磋商，最終決定由美國南長老會和北長老會在南京聯(lián)合創(chuàng)辦一所神學院，就是金陵神學院。由于當時司徒雷登常在報刊雜志上發(fā)表文章，所以他們就想到司徒雷登，并向他發(fā)出邀請，經(jīng)過多次的邀請，司徒雷登最終決定前往任教。1908年，司徒雷登舉家搬往南京，開始他從前所從事的教書育人的工作，剛開始是教授新約神學和研究，雖然剛到那里條件非常艱苦，工作也很繁忙，但是他依然忙中抽閑與周圍的百姓打交道并且學習南京方言，而且他也是個各種組織活動的積極分子，在這個過程中他也結(jié)識很多好朋友，這也為他后來的社交生涯打下了基礎(chǔ)。

隨著時間的流逝，司徒雷登在金陵一呆就是11個年頭，在這11年中，中國不論社會還是教會都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教學之余，他為許多刊物撰寫論文，同時為方便學生學習他還編寫《新約希臘語初級讀本》（New?Testament?Greek）和《希臘語——英語——漢語詞典》（Greek-English-Chinese?Dictionary），此外他還與陳金鏞教授一起合作撰寫了三卷本的《圣教布道近史》（Lectures?on?Modern?Missions），這些寶貴著作得到誠靜怡的高度評價，為神學教育作出巨大貢獻。在他擔任金陵神學院新約教授期間，正好發(fā)生了孫中山領(lǐng)導的辛亥革命，由于司徒雷登的政治敏感性，他就像美國當局報到了這一消息并對時局表現(xiàn)出極大的關(guān)注，鑒于他的不斷向美國報到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所以美國聯(lián)合通訊社決定聘請他擔任該社的戰(zhàn)地通訊記者，負責報導中國政局的發(fā)展態(tài)勢。作為記者的司徒雷登更加關(guān)注當時的政治風云和各方形勢，以獨到的見解和眼光尋找中國時局的形勢和走向并及時報回美國。從此司徒雷登就真正地踏上了政治的舞臺，在神學教授的身份之外，他又多了一個身份就是美聯(lián)社的記者，并對美國總統(tǒng)伍德羅威爾遜就美國對華的政策闡述自己的觀點。在這一段時間里，司徒雷登一方面忙于教學和寫作的工作，另一方面積極關(guān)注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發(fā)展態(tài)勢，以一個記者特有敏銳的眼光捕捉當前局勢，并適時作出分析和報導。

3、燕京大學的建立

3.1燕京大學組建的背景簡述

清末民初，無論是當時的有識之士還是在華的各國的宣教士都認識到興辦新式教育的重要性。美國傳教士史密斯（A.H.Smith）在他的《動亂中的中國》（China?in?Convulsion）一書中指出在病態(tài)復雜的中國，只有基督教才能在“知識上、道德上、精神上給中國一劑新生活的特效藥?！倍d辦教育才是傳播西方文化和宗教理念的最佳途徑，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同時在庚子賠款中退還一部分用于興辦教育也促使大學的建立，所以一批具有重大影響的大學紛紛成立，其中有濟南的齊魯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杭州的之江大學、廣州的嶺南大學和武昌的文華大學等。而作為腹地的北京卻沒有教會大學的創(chuàng)立，由于清政府對于西方傳教士的活動嚴格控制，所以一時難以創(chuàng)建具有規(guī)模的綜合性的大學。不過傳教士們也在積極尋找合適的機會，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英法聯(lián)軍縱火焚毀圓明園之后，清政府在允許興學辦校的事情上才不得不作出讓步，教會學校紛紛開始建立。1867年，美國傳教士蔡平牧師在北京通州創(chuàng)立一所專門招收基督徒子女的男校，1889年改為華北學院，后來又更名為華北協(xié)和學院。1870年美以美會的劉海瀾博士創(chuàng)立了后來改名為匯文大學，英文校名叫“Peking?University”(北京大學)。當時的匯文大學已經(jīng)初具規(guī)模，其中設(shè)有文學院、科學院、神學院、醫(yī)學院、工學院等，1894年學生達到141名，甚至光緒帝曾派人前往學習以為變法所用。

后來由于義和團運動，這兩所大學都未能幸免遇難，被付之一炬。為了合理利用資源、統(tǒng)籌安排，兩校的創(chuàng)辦人希望能夠聯(lián)合辦校，但是經(jīng)過多次磋商一直沒有實質(zhì)性的結(jié)果。雙方各執(zhí)一詞，為了新學校取名以及校址的選擇等方面一時難于達成共識，在他們爭執(zhí)的過程中，辛亥革命爆發(fā)之后，前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國立北京大學并且迅速成長和發(fā)展起來。在雙方爭執(zhí)無果的情況下，只能最終由設(shè)在美國的托事部來做裁決，這時很多舉薦人都推薦司徒雷登來做新學校的校長，此時的司徒雷登儼然是一位中國通，他不僅說一口流利的漢語，而且對于中國不論官場還是社會的人情世故都是了如指掌，而且他性格溫和，為人坦誠豁達，所以他成為眾人矚目的目標。面對對方的邀請函，司徒雷登再次面臨人生的抉擇，何去何從，一時難以作出決定，后來權(quán)衡再三，在新校董事們一再的邀請之下，司徒雷登決定前往北京擔任燕京大學校長的職務(wù)。

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到達北京，受到雙方代表的歡迎。雖然兩個學校之間在聯(lián)合辦校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分歧，但是司徒雷登就像一副粘合劑一樣，在他的努力和爭取之下，最終雙方坐在談判桌前就創(chuàng)建一所新式教會大學方面達成一致的意見。此時的司徒雷登再一次感受到上帝的使命和呼召臨到他，他已經(jīng)沒有退路，必須肩負起這個重大的使命，但是司徒雷登也提出一個條件就是希望有一些比較公允客觀的中外人士組成一個專門委員會來解決雙方的爭端。在司徒雷登一再的堅持和努力下，最終雙方都愿意就爭論的問題做出讓步，從一月一直僵持到五月份才有了最終的結(jié)果。關(guān)于這段歷史，原華北協(xié)和學院院長、曾參與籌建并在后來燕京大學擔任過教育系主任的美國學者高厚德博士（Howard?Spilman?Galt）在他1939年1月所著的《燕京大學的起源與歷史》（Yenching?University,It’s?Sources?and?History）一文中，曾引用當年的會議記錄，作了詳盡的記載：

1919年5月8日，董事會會議取得以下三項決定：

1、?四個教會贊成董事會提議，由中國五位學者組成專門委員會，有權(quán)為大學選擇一個新的名稱，而不用協(xié)、和、匯、文四個字；著手選聘這一專門委員會成員。

2、?中文名稱匯文大學仍保持使用到1919年6月30日止，在此期間它只用作公文上的名稱。

3、?更名問題解決前，將不組織及支持‘預(yù)科’，在問題解決后，‘預(yù)科’問題將重新出現(xiàn)，但無論如何，在1921年秋季以前也不建立‘預(yù)科’。

?????1919年5月19日，董事會再次開會，采取以下行動：

決議1：對昨天會議關(guān)于成立專門委員會代理董事會作出報告一事，一致同意。

決議2：由劉海瀾博士向三個系的學生宣布董事會對校名和預(yù)科問題的討論情況。

決議3：以“燕京”作為匯文大學的新的中文名稱，向?qū)ｉT委員會提請審定。

決議4：邀請蔡元培、王寵惠、傅增湘、吳雷川及胡適參加專門委員會，審定由董事會向他們提出的名稱問題。

據(jù)記載5月19日另一次董事會會議，蔡元培、傅增湘、吳雷川提請審定“燕京大學”這個名稱。

3.2對于燕大的重組與改革

1919年6月司徒雷登正式走馬上任，合并后的校址是在城區(qū)的盔甲廠，由于周圍都是民居，很難有發(fā)展的空間。所以到任不久司徒雷登就推薦紐約協(xié)和神學院的畢業(yè)生，也是身為傳教士的哈利·魯斯（Henry?Luce）擔任副校長的職務(wù)，專門負責籌款和財務(wù)的工作。因為在董事會上司徒雷登就提出兩個條件，一是要建立新校園，另外就是不負責籌款的事，當時的燕大可謂是一窮二白，什么都沒有。司徒雷登就是白手起家，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那里有五間教室，一間可容100名學生的飯廳，還有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另有網(wǎng)球場和籃球場。此外剛弄到一座兩層的廠房，原是德國人建的，可以改作課堂和實驗室。怪不得當時的司徒雷登抱怨說：“我接受的是一所不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沒有人關(guān)心的學校?！绷硪粋€方面就是當時的燕大師資極為缺乏，只有兩名具有博士頭銜的中國教師，而許多外籍教師卻不具備在綜合性大學任教的資格，面對這些眼前必須解決的問題，司徒雷登一面積極尋找新的校址，另外催促哈利·魯斯立即啟程去美國開始籌款事宜。

雖然對外司徒雷登稱不管財務(wù)上的事，不負責募捐的工作，但是面對這樣一個爛攤子，當時的賬面上的二十萬元在一些零散的事情上早已花光，根本沒有閑置的錢開展正常的工作，最讓他頭疼的是當時很多的學生還得靠助學金和獎學金才能繼續(xù)他們的學業(yè)。真可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雖然接受燕大董事會的邀請時他躊躇滿志，也為燕大規(guī)劃出美好的未來，但是沒有錢真的是寸步難行，所以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籌集資金，之后才能談及其他。一方面司徒雷登派哈利·魯斯抓緊募捐，同時在他的努力下，終于說服華北協(xié)和女子大學（North?China?Union?College?For?Women）合并到燕京大學，從而使燕京大學成為當時國內(nèi)最早的一所實行男女合校的大學。另一方面他為了擴大校園規(guī)模，增加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所以準備為燕大尋找合適的校址。

這時在美國負責募捐的哈利·魯斯傳來好消息，美國一家名叫湯普林-布朗（Tamblyn?and?Brown）的職業(yè)募款公司愿意為燕大籌款，但前提就是要司徒雷登本人要直接參與籌款活動，所以在司徒雷登回憶中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在那幾年中，我不斷奔走于北京和紐約之間，做著非我所長的工作?！颐恳淮蚊鎸ζ蜇r，都感覺到自己和他們是同一類人，那真是一件長期而艱難的工作?！焙迷谒就嚼椎堑娜穗H關(guān)系廣泛以及哈利·魯斯的不遺余力，在他們的斡旋和努力下，爭取到美國著名的鋁業(yè)大王查爾斯·霍爾（Charles?M.Hall）的遺產(chǎn)的一部分，每年可以獲得150萬美元的捐款，同時還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在國內(nèi)方面，司徒雷登也是不斷奔走尋求社會名流和知名人士的支持，包括北洋政府的段祺瑞、徐世昌，江蘇省長孫傳芳和少帥張學良都向燕大捐過款。最為重要的是以一個象征性的價格從陜西督軍陳樹藩那里購買了淑春園作為新燕大的校址，隨著支持和捐贈者的增多，燕大的知名度也越來越大。

4.躋身于世界一流名校行列

有了土地，又獲得國內(nèi)外那么多的機構(gòu)和個人的捐款，現(xiàn)在就是如何來建設(shè)這個美麗的校園了。經(jīng)過商量和多次的考察磋商，最終采取副校長哈利·魯斯的建議，希望能夠中西結(jié)合，而且重要的是能夠體現(xiàn)中國五千年傳統(tǒng)文化、藝術(shù)氣息，但是在結(jié)構(gòu)上要合理利用當今的科學技術(shù)并配備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照明和水暖設(shè)備。同時邀請美國著名的設(shè)計師亨利·墨菲（Henry?Killam?Murphy）擔任總設(shè)計師，據(jù)說這位設(shè)計師特別前往故宮參觀以了解和吸取中國古代建筑的成果以及經(jīng)驗，他認為中國的故宮建筑群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建筑。經(jīng)過全體同仁的努力，到了1929年，整整用了七年的時間，一座古香古色、充滿著文化、書香氣息的燕大校園終于落成。由當時國立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先生親筆書寫的“燕京大學”的匾額高懸在華美莊重的校門之上。新的校園宣布正式投入使用。

4.1.廣納有識之士

在前面我們提到，合并前的幾所學校都不成規(guī)模，而合并之后很多的教職員工都加入到燕大的教職隊伍里，所以可以用魚龍混雜、參差不齊來形容他們的水平。很多人根本不具備在綜合性大學任教的資格，而且在司徒雷登的遠象中是把燕京辦成至少中國一流的大學，面對這種情形，他做出三個方面的決定，即第一，是對教師施行聘請制，意思就是不要美國紐約的托事部再進行委派，而是燕大自行決定聘請誰；第二，不論老師的出身、政治傾向、宗教信仰的情況，只要有真才實學都可為其所用；第三，就是中國國內(nèi)的學者教授一律和外籍教師同等待遇，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則。雖然托事部當時不同意，但是為了從整體利益考慮，司徒雷登不惜得罪他們，依然按照自己的規(guī)劃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首先進入司徒雷登視線的就是在金陵神學院任教的劉廷芳博士，他早年就讀于上海圣約翰大學，1913年先后入讀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后來又就讀于紐約協(xié)和神學院和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雖然司徒雷登和劉廷芳曾今是同工，而且私交甚篤，但是為了表達惜才之情，燕大仍然許諾非常優(yōu)厚的薪俸，其中包含他的住宿條件和允許其到北京大學兼職，所以因此還遭到別人的微詞。當然劉廷芳也沒有辜負司徒雷登對他的厚愛和期望，1921年就出任“北京證道團”所辦《生命》月刊的主筆，在1922年中華基督教全國大會在上海召開，劉廷芳以一篇名為“互相尊重、彼此相愛”的題目現(xiàn)場演講，使在場的人們無不被其的文筆和口才所折服。1925年劉廷芳出任中華基督教教育會第一任華人會長，當年孫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就是劉廷芳為其主持的追思禮拜，同時他幫助司徒雷登招募天下賢士，后來他又擔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院長和校長助理，所以不論在哪一方面他都凸顯出個人的能力，因此得到司徒雷登的賞識。以至于當司徒雷登談到他時是這樣評價的：“劉廷芳也許是我們最大的一筆財富，并且是全中國最有價值的二或三個華人基督徒之一，他也許比任何其他的中國教徒更為杰出，對當前事物的較深遠的意義和影響更具洞察力和預(yù)見?！?/span>

接下來司徒雷登的目標就是著名的國學大師、留美學者洪煨蓮，洪煨蓮以博聞強識，治學嚴謹而著稱。非常重視工具書的編纂與應(yīng)用，自創(chuàng)“中國字庋擷法”，著《引得說》，用以編纂各種引得，在他的主持下，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編纂經(jīng)、史、子、集引得六十四種，八十一冊，為學術(shù)界提供了很大便利。為引得所做的《禮記引得序》、《春秋經(jīng)傳引得序》、《杜詩引得序》，文字從數(shù)萬言到近十萬言，考訂有關(guān)學術(shù)源流，匯集相關(guān)論述，論述版本流傳演變，具有很高的學術(shù)價值。洪煨蓮對于杜甫的詩與生平、《蒙古秘史》、《史通》等都有深入獨到的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洪煨蓮畢生致力于教育事業(yè)和中西文化交流事業(yè)，為發(fā)展燕京大學、創(chuàng)立哈佛燕京學社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從1923年他接受司徒雷登的邀請在燕大執(zhí)教長達23年之久，為中國培養(yǎng)了大批史學研究者。曾歷任文理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圖書館館長、研究院文科主任等職。1924年受燕京大學之命與哈佛大學協(xié)商，為創(chuàng)立哈佛燕京學社和爭取查爾斯·馬丁·霍爾的亞洲文化教育事業(yè)基金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三位進入司徒雷登視線的就是后來燕京大學華人第一任校長的吳雷川先生。吳雷川先生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中國基督教思想家，中國本色神學的開拓者之一。他是清朝末年著名的進士、翰林，曾經(jīng)獲得過科舉考試的最高功名。吳雷川先生知識淵博，視野開闊，著作頗豐，不論在中國的教育界還是基督教界都深具威望，因此深得司徒雷登的敬重和賞識。從1922年開始先后在燕大任兼職教授、教授、燕大副校務(wù)長、校長等職，在此期間，他盡心盡責，以校為家，他結(jié)合儒家傳統(tǒng)，聯(lián)系社會現(xiàn)實致力于溝通基督教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間的關(guān)系，探討基督教文化扎根于中國社會，挽救國家民族命運和改革社會的途徑。在他的努力和倡導下，1927年燕京大學成為第一所在中國政府教育部注冊的教會大學。除了以上幾位代表學者的加盟，司徒雷登通過各種途徑招納當時國內(nèi)外在各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專家學者，同時也不斷選撥可塑之才出國深造，為燕大培養(yǎng)后繼之人。經(jīng)過幾年時間的努力，燕大可謂是人才濟濟、百花齊放。像許地山、冰心、梅貽寶、趙紫宸、雷潔瓊、周作人、朱自清、顧頡剛、馮友蘭、錢穆、熊佛西、鄭振鐸、吳文藻等一大批各個學科的帶頭人和學術(shù)界非常有聲望的教授們加入，當然還有來自于美國的很多專家學者的支持，從而使燕京大學的學術(shù)水平很快就跨入國內(nèi)一流大學的行列，同時也提高了社會知名度吸引了大批學子爭相報考。

除了招募人才，司徒雷登還對學校的招生考試制度進行改革，以希望更多優(yōu)秀學生能夠報考燕大，從而為燕大生源的素質(zhì)提供保證。同時為了保證教學質(zhì)量，以及為中國培養(yǎng)出合格的人才，學生在學校學習期間實行淘汰制，雖然能夠考上燕大已經(jīng)非常不易，但是為了防止學生考入之后就產(chǎn)生懈怠心理，所以經(jīng)過篩選，不合適或者淘汰者比例很高。據(jù)燕大校友韓素音回憶，在醫(yī)學院的淘汰率就達到50%左右，不能按時完成學校規(guī)定的科目和學分，甚至很多學生被勸退。所以當時的燕大學生形成非常良好、刻苦的學習風氣，甚至比當時的清華、北大讀書的氛圍更為濃厚。正是這樣認真負責、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和優(yōu)良的校風環(huán)境才為當時的中國培養(yǎng)一批享譽中國甚至世界的專家和學者。

4.2.燕京大學的校訓

我們知道在司徒雷登的身上有著多重的身份，但是其中最為重要的身份就是傳教士的身份，因為他當時來中國就是為了傳播基督教的，所以我們看到不論他以一個怎樣的身份出現(xiàn)，他總是與自己信仰的理念結(jié)合起來，作為燕大的校長也是如此。司徒雷登認為燕大應(yīng)當保持基督教的風格和理念，但是在宗教信仰的生活中要保持開放和寬容的態(tài)度，不能強逼學生一定要參加宗教活動，這是個人的私事，不能加以干涉和阻礙，而是對其進行因勢利導，以其民主、寬容、開放、革新的基督精神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但是在司徒雷登的初衷中還是希望將燕京大學辦成一所宗教學院，雖然這一愿望沒有實現(xiàn)，只有在大學中專門設(shè)立了宗教學院，開設(shè)的課程囊括新舊約文學、基督教歷史、中國宗教史、基督教神學、宗教教育心理學等，基本上是仿照國外的神學院校課程設(shè)置。來到這里就讀的學生一般都是從其他大學的本科畢業(yè)生，劉廷芳、趙紫宸、簡又文等都曾在這里執(zhí)教過。所以當時的燕京大學宗教學院被譽為遠東第一流的神學教育機構(gòu)。

當時的燕大雖然已經(jīng)是一所綜合性的名校，但是其中一直按照基督教的服務(wù)和信仰理念來開展各項事工，燕大證道團（Apologetic?Group）就是這樣一個機構(gòu)。很多燕大的領(lǐng)導人都曾參與這一方面的工作，其宗旨就是要證明基督教如何與時代相適應(yīng)的原則，坦然面對自身所存在的問題并隨時作出革新教會的準備。后來的生命社（The?Life?Fellowship）就是由其發(fā)展而來,提到生命社不得不提到《生命月刊》這份刊物，其宗旨就是探討宗教教育、神學觀點、社會以及教會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zhàn)等，為了提高其影響力，他們與誠靜怡、趙紫宸、徐寶謙等人約稿擴大其在社會和學界的知名度。在這些機構(gòu)和刊物的宣傳下，各種團契如同雨后春筍一般紛紛建立，很多學生正是在校期間參加團契并被其中豐富多彩的活動以及大家親如一家的團契生活所感染成為基督徒的，后來由于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校園的各種團契才被迫中止。

司徒雷登將“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侍”作為燕大校訓之后，他并沒有大肆宣傳基督教如何如何的好，而是將這種因信仰而產(chǎn)生的服務(wù)意識和理念應(yīng)用到實際的工作中去，因為這些他還曾受到當時美國的一些激進主義的批判。他真實地對待每一個人，不論是同事還是屬下甚至每一個地位很低下的人，他都是一視同仁。司徒雷登帶頭踐行校訓的要求，大家也都被他的精神和人格魅力所感染，這不僅每個人的行為準則，已經(jīng)融入到每個人的心靈和生命的深處。當時很多學生和教授都被這句話所激勵著，燕大校友、著名的教育家吳瑞平在《燕京精神伴我終身》一文中說：“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侍”的燕大校訓指引我一生的奮斗目標和服務(wù)方向。同時，先人后己的優(yōu)良作風，也是我在燕大讀書期間養(yǎng)成的。著名社會學家雷潔瓊則認為燕大校訓總結(jié)出來就是服務(wù)、慈善、奉獻的意識。燕大校友王碧霖說：“正是燕大的校訓教會他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始終可以保持樂觀的態(tài)度?！闭窃谶@句校訓的指導原則下，全體同仁在司徒雷登身先士卒的帶動下，燕京大學迅速成長，不論在學術(shù)上、基礎(chǔ)建設(shè)上以及研究水平上都躋身于全國一流大學的行列。

4.3.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

此時的燕京不僅多渠道招募人才，同時在學校的課程設(shè)置上也做了一些調(diào)整，按照司徒雷登的辦學指向首先就是效率化，接下來就是要中國化還要與國際一流名校接軌，也就是他所說的國際化。其所謂的效率化就是提高辦學效率，建議統(tǒng)一大學的入學、畢業(yè)標準，加強教師學術(shù)水平的要求，并以提高教學質(zhì)量為辦學的基本原則。而中國化就是增加中國籍教師和行政人員的比例，課程設(shè)置要與中國國情相適應(yīng)，盡早完成燕大在中國教育部的監(jiān)督和注冊工作，培養(yǎng)學生要具備基本的愛國熱情等等。而在國際化就是邀請國外知名學者的加入以及加強與國外一流的合作和交流，建立長期友好交往機制。這其中重要的表現(xiàn)就是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Institute）的創(chuàng)立。關(guān)于此合作項目的順利簽約還有一個小插曲，本來哈佛與霍爾基金會在中國的合作伙伴是北京大學，但是由于在合作的過程中出現(xiàn)一些問題，同時哈佛大學也看中了燕京大學的發(fā)展?jié)摿?，所以決定把原來同北京大學合作開展的漢學研究計劃改為與燕京大學合作。此學社的成立目的就是通過哈佛與燕大以及中國其它研究機構(gòu)的合作，保證為學術(shù)研究提供便利，資助出版那些經(jīng)學社董事會贊同的有關(guān)中國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它期望學社保證在中國的研究中心里對從事研究的學生在各方面有所幫助，并將與中、美兩國其它學校的研究所協(xié)作。

哈佛燕京學社的總部設(shè)在哈佛大學，其成立標志著燕京大學將成為中國文化科目的研究生教育的中心。把其他與此學社有聯(lián)系的教會大學加強中國文化方面的教育，統(tǒng)一送到燕京接受深造，之后選撥比較優(yōu)秀的人才直接送到哈佛做研究，學成之后再回到國內(nèi)從事推動中國文化方面的教育。另一方面就是完善圖書管理制度，盡可能增加圖書的數(shù)量和質(zhì)量以便能夠更好地推動對于中國文化遺產(chǎn)的研究，在當時的大學中增設(shè)古文學、歷史、宗教、哲學以及考古方面的課程，按照今天的立場來看，這也是極有遠見的做法。

哈佛燕京學社的成立意義非常深遠，不論在當時乃至今天的大學教育都是值得借鑒和思考的重大課題。首先在當時的軍閥混戰(zhàn)、社會動蕩不安的情況下，國立大學常常都會面臨經(jīng)費緊張的問題，據(jù)說當時很多大學包括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的教授工資一拖就是半年甚至兩年都不發(fā)，教會大學就更不用說了，它在財政上完全獨立，沒有政府的支持只能靠自給自足，自己籌納款項。而與哈佛合作得到霍爾基金的支持從而就解決了這一難題。其次就是開辟了美國研究中國文化的一個先河，這對于中國文化研究走向世界有著重要的意義，從而為哈佛成為美國和世界漢學研究中心奠下了基礎(chǔ)，同時也推進國內(nèi)其他與燕大有合作往來的教會大學對于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第三就是增強雙方合作互助機制，在雙方的努力下不斷有學生前往哈佛深造，也有學生陸續(xù)來到燕京學習，同時在出版方面也是成績斐然。哈佛出版了《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Journal?of?Asia?Studies）和專刊。從1935年開始編纂《漢英大辭典》，在燕大的協(xié)助下，將《康熙字典》、《佩文韻府》等中國韻書、字書上的字詞抄在卡片上，作完運交哈佛大學；再由哈佛大學將其譯成英文。哈佛大學在翻譯過程中，發(fā)現(xiàn)中國辭書引文與原文多有出入，遂將部分卡片寄回中國，請人逐條核對。據(jù)聶崇歧回憶：“到1951年春，只?！杜逦捻嵏芬环N還沒有核對完”。通過雙方的合作，互相學習，從而在當時的中國掀起了國學學習的熱潮，也先后出現(xiàn)一大批的國學大師，其中比較著名的如吳雷川、馬鑒、洪業(yè)、顧頡剛、謝婉瑩、許地山、趙紫宸、鄭振鐸等。

5.燕大師生眼中的司徒雷登

從1919年接手燕大到1946年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擔任燕大校長長達27年的時間，這27年間以他的熱情、寬容、偉大的人格魅力贏得了燕大每一個人的心。很多當年燕大的校友回憶當年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燕大的生活改變了他們的一生，更具體的說他們的老校長的人格力量在感染激勵著他們。

在燕園中有一處幽靜的院落，位臨未名湖，那里曾經(jīng)就是司徒雷登的故居——臨湖軒。他妻子很早就去世了，從此他就孑然一身沒有再娶，他說燕京就是他的家，每一個學生都是他的家人。他是這樣說的，真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對待工人、教授、老師、學生都是平等的，他既有嚴父的沉靜又有慈母的溫存。中國中醫(yī)科學院教授、燕京大學校友張澍智回憶說：“我與燕大的感情是從跟司徒雷登握手的那一刻就產(chǎn)生的，我就覺得我和燕京大學這四個字就捆綁在一起了，想掙脫都掙脫不開的那種感覺。燕大師生關(guān)系非常密切，同學之間感情也非常融洽和諧，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懷、友誼、快樂是我以前沒有遇到的?！?/span>

燕大校友蔡公期入校時剛滿18歲，雖然現(xiàn)在已是九十高齡的老人了，但是和司徒雷登的見面時情景依然清晰記得，“當時在臨湖軒附近的草坪上，新生集中到那里與我們的老校長見面，他微笑著、親切地與每個同學握手問好，當他見到我的時候說蔡公期你好，他的手特別暖和，態(tài)度也非常親切?！碑斔就嚼椎?0歲生日的時候，他是在家中與同學一起度過的，當時他收到冰心寫給他的一張賀卡，上面是這樣寫的：“這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總有上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為嬰兒施洗的是他；證婚的是他；喪禮主儀的也是他。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了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标P(guān)于這樣的記載還有很多很多，所以吳青這樣說：“燕京與司徒雷登是同義詞，燕大的精神和司徒雷登是分不開的?！蔽蚁雽τ谒就嚼椎堑脑u價，不得不提的一個人就是傅涇波。司徒雷登在《在華五十年》一書中這樣寫到“傅涇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兒子、同伴、秘書和聯(lián)絡(luò)官。”旅加拿大學者林孟熹則這樣說:“傅涇波是對司徒一生最具影響力的人,也是對司徒幫助最大的人。”而傅涇波是這樣評價司徒雷登對他的影響：“他給予我的印象仿佛他本人就是基督的化身，他在各方面都吸引我，他對我十分仁慈，而我對他的愛也超過了對我的親生父親。我從未和司徒一家一起去過教堂，但是他的榜樣卻喚醒我應(yīng)該成為一個基督徒，而不是再無目的地在周圍游移?！备禌懿◤难啻螽厴I(yè)之后，司徒雷登希望他能夠來幫助他將燕大辦成一所植根于中國、服務(wù)于中國的大學，就這樣傅涇波成為司徒雷登終身的摯友一直伴隨其左右。由于傅涇波特殊的出身背景和廣泛的人際關(guān)系，所以在傅涇波的牽線下司徒雷登結(jié)識了很多政界顯要。

從此之后，傅涇波長期伴隨在司徒雷登身邊，司徒雷登返美后，傅涇波一家也移居美國。司徒雷登一生并無積蓄，晚年偏癱，全賴傅家的照料。臨終之前，他拜托傅涇波兩件事，一是將當年周恩來送給他的一只明代彩繪花瓶送還給中國；二是將他的骨灰安葬在中國。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賢園。兩個愿望終于達成。

6.結(jié)語

在司徒雷登先生身上有太多的故事要說，不論他作為哪一重的身份，都發(fā)出耀眼的光芒來，值得我們深思、仔細揣摩。這些天來我在查考資料的過程中一直被其偉大的人格魅力和信仰的力量感動著，特別是我讀到在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日軍占領(lǐng)燕大校園，他為了保護學生能夠安全撤離淪陷區(qū)費盡了心思和心血，而他自己卻被日本憲兵隊逮捕，直到1945年才被釋放。

在他的多重身份中，無疑作為燕大校長是最成功的，他崇尚自由研究的學風，不僅在講學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可以放言高論，不論在口頭上還是文字上都可以發(fā)表其獨特的見解。這樣就為燕大營造了極為寬泛、自由的學術(shù)氛圍，不必拘于形式可以盡情將其潛能和特點發(fā)揮出來。另外他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1935年燕大學生為了支持愛國抗日行動，到南京請愿，這時司徒雷登正在美國忙于募捐一事，校方電報告之，他馬上從美國坐船返回在上海上岸，當他一下船就問接他的人我們的學生有沒有去請愿，當他聽說去了時候非常高興，說這我就放心了，如果他們沒去說明我們的教育就是失敗的。